2020年9月13日，在波加查（Pogačar）于加利比耶山（Grand Colombier）豪取他环法生涯中第二个赛段冠军后，我注意到他的左前臂上有一块不小的瘀青。 1/n
我发推没几分钟，就收到了阿联酋航空车队队医（据传也是波吉的教练）伊尼戈·圣米兰（Iñigo San Millan）的私信，大意是：“放心，塔代伊（Tadej）今早接受了UCI的药检，没什么大不了的。”（后来圣米兰就把我拉黑了，但那会儿我俩还互关呢。） 2/n
现在，咱们讲点实际的：常规血检用的是哪种针头？就是下图这种细针，直径也就半毫米。它会留下一个在路边都能被一眼瞅见的瘀青吗？绝对不可能。 3/n
那什么样的针头才会留下这么大一块瘀青？很可能是这种18G或16G的粗针头，它的用途是静脉输液……（直径1.5毫米）。车手会在药检当天早上输血吗？肯定不会。那他们会用生理盐水稀释血液吗？这招也太老土了，都是1998年的老黄历了……所以，究竟是什么？ 4/n
在读了一篇关于2011年康塔多（Contador）案对专家迈克尔·阿申登（Michael Ashenden）的旧采访后，我豁然开朗：这可能是一次血浆注射，目的就是在药检前拉低血细胞比容的数值。 5/n
上图翻译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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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以，回答你的问题就是——如今，掩盖之前的输血行为成了（用药者的）头等大事。这意味着，因为输注的多余血浆会在几小时内排出体外，所以他们必须在每一次接受血检时，都想办法掩盖住异常飙升的血液指标。一个残酷的现实是，在环法期间，生物护照的药检官能够突击检查车队的机会非常有限，而车手们几乎总能精准地预测出药检的时间——例如，在休息日的早上。
这就直接导致了一个结果：无论车手何时回输了红细胞，只要他想掩盖用药，他就会赶在自己预测的药检到来前，立刻输注血浆，以此蒙混过关，应付生物护照的采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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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年后的今天，我毫不怀疑，想用药的车手们手段要高明得多，尤其是当他们靠着过去的胜利拥有了几乎无限的预算时。一个事实是：尽管药检官用的还是同样的针头，但我们再也看不到车手手臂上有瘀青了…… 6/n
感谢阅读。要是你感兴趣，阿申登的那篇采访即便过了15年，读起来依旧引人入胜，而且对欧洲体育台（Eurosport）某位西班牙籍解说员来说，可以说是相当打脸了。
翻译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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MA： 他 2010 年环法的数据立刻就引起了我的警觉。正如仲裁小组的裁决书所载，我在听证会上的证词指出：他的网织红细胞（reticulocytes）计数高得超乎我的预料。这并非单一次的结果，而是他在那届比赛中的每一次血检结果，都持平甚至超过了他 2006 年在洛桑实验室建立的个人基准值。
起初，我怀疑问题可能出在那届环法使用的血液分析仪上。如果那台仪器报告的数值普遍偏高，就能解释康塔多的数值为何会异常。然而，我交叉比对了其他车手的检测结果后发现，这并非仪器的问题。
在听证会上，我帮助仲裁小组客观地去评估，让他们自己看清楚康塔多 2010 年环法的网织红细胞结果究竟有多么反常。（这一点在裁决书第 368 段有提及）。我没有给出主观意见，而是提交了一份概率评估，用客观的数学概率说话。计算结果表明，康塔多职业生涯中最高的四个网织红细胞数值，在同一次比赛里全部出现的概率，小于七千分之一。
然而，仲裁小组的结论是，这种概率计算方法，即便已经由两名统计学博士同事严格复核过，也不足以作为认定数据存在矛盾的确凿证据。
我在向体育仲裁法庭（CAS）专家组提交的意见书中指出（裁决书第 336 段对此有概述），现有事实能够与下面这套操作完美吻合：
第一步，在周一到周二晚间进行血液回输；
第二步，在周三，为了掩盖当天早上生物护照血检中因输血而多出的红细胞，又输注了被克伦特罗（瘦肉精）污染的血浆；
与此同时，还使用了一种微剂量掩盖策略，来掩盖网织红细胞被抑制的现象，因为这一现象（自身造血功能被抑制）恰恰会暴露输血的行为。
正如我之前解释的，我的职责并非是给康塔多是否使用血液禁药下定论，而是需要向仲裁小组阐明：根据我的专业意见，这套输血操作是否具备发生的可能性。
MA： 我之所以介入此案，是受世界反兴奋剂机构（WADA）法律团队的邀请，作为专家协助仲裁小组评估康塔多在 2010 年环法期间使用输血的可能性。显然，此举的核心目的，就是要搞清楚输血行为与他尿样中的克伦特罗（瘦肉精）之间是否存在关联。
在我看来，任何推论都必须能同时串起以下三条关键线索：
第一，他的尿样中增塑剂残留物（一种常见于医用血袋的化学物质）在周二晚上出现急剧峰值，而周一还没有；
第二，周三休息日当晚，他的尿液中检测出了克伦特-罗；
第三，他在那届环法期间的网织红细胞计数全程异常偏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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